个人简介：
杜维明，男，1940年生于中国昆明，祖籍广东南海。中国当代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当代研究和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1]。杜维明15岁起便研习儒家文化，曾师从唐君毅、徐复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中文系，翌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196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3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
在各个时期，杜维明的思想和著述重点有所不同。1966-1978年，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80年代末，关怀重心是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迄今，所关注并拓展的领域有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世界伦理等。
2014年1月荣获2013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
中文名：杜维明
国籍:美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云南省昆明
出生日期:1940年
职业:学者
毕业院校:台湾东海大学
信仰:儒学
主要成就: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世界儒学大会孔子文化奖
代表作品:《传统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个人履历: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2010年12月20日，被北京大学聘为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此外，他还担任长江商学院名誉教授、长江人文委员会主席。
学术研究：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从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比较多地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学术发展过程
杜维明自述：在台湾的中学时代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走上诠释儒家传统的学术道路，而在东海大学亲炙牟宗三和徐复观的教诲才是促使我体悟探究儒家人文精神的本质理由，尔后负笈哈佛，以比较思想史为范围集中探索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此后，他抱定志向据此为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风雨兼程，矢志不渝地探究、注释、传播儒家文化。
杜维明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学术起步到七十年代
上半期，他决心鼓起心力对儒家的精神价值作长期的探索，以此作为自己专业上的承诺。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主要反映了当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所做的努力；第二阶段即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我关怀的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第三阶段，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以及全球化及本土化交互影响的氛围里，如何为儒学第三期的展开拓展理论和实践的空间，是我近来的思想焦点。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第一阶段是他的思想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其发展成熟期，第三阶段是其进一步发展期。尽管杜维明的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但他的思想活动始终关怀着一个主题，即儒学思想的现代命运。
下面对杜维明的新儒学理论的主要方面作一点简要的介绍。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杜维明早年以研究宋、明儒学思想而成名。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他讲得最多的是儒家思想所具备的现代意义，和儒学发展的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因此，用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来形容杜维明的努力，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
五四以来的工具理性使儒家精神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东方文明顿然成为糟粕，弃之惟恐不及。因此，重新揭示蕴含在儒家传统中的心性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就成为杜维明著作的中心论题之一；另一方面，要想从价值根源处寻求扭转此一状况的途径，我们必须深沉反思代表现代西方精神的启蒙心态并从其基本的生命取向掌握其论据的来龙去脉。这是杜维明为新儒学的出路所设计的方向。因此，杜维明的儒学研究，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种回应。
在杜维明的思想核心之中，第三期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始终是他所关注的主题。对儒学的发展，杜维明是这样分期的：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式微，儒门淡泊，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
杜维明的儒学三期说引入了国际视野，将儒学搁置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之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作的发展，从理论上看，儒家的第三期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哲学的重建，除此以外，杜维明提出还要从三个层次上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第一是超越的层次，主要是指基督教传统。儒家对于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他们对超越的理解和身心性命之学应有创造性的回应。第二是社会政治的层次，这一层次有多方面的挑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他非常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第三个层次是所谓的深度心理学，如佛洛伊德的学说，特别是关于人性阴暗面的理论。他以为存在主义等思想和这种深度心理学也有某种联系。他深知儒家对人性阴暗面的理解比较肤浅，因此期望在人性论上能回应深度心理学的挑战。杜维明自述：他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乃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一结论而发。列文森（JosephR.Levenson）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他在三卷本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认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杜维明认为，列文森的观念很有代表性，因为这是一条为许多治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遵循的思路。显然，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走向的论断必定是基于对于历史上儒家学说的思想特质及其真髓的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要想获得彻底的复兴，儒学第三期发展必须经过相当曲折的道路，儒学必须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即工业东亚）的挑战，把它真正的内涵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展示出来，并在这些文化中播种生根，然后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健康地发展。他自称对此相当乐观。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两极张力下，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复兴的前景作出了展望。他要以儒学的文法理解和讲述西方文化，或者用现代西方文化的词汇来丰富和润泽儒家传统，再以按这种方式达到第三期发展的儒家传统重新涵盖中国文化。这就是他的结论。
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
杜维明分疏了儒教中国和儒学传统两个概念。前者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遗毒是指儒教中国而言，而儒家传统则是使得中华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泉源活水；它是塑造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涵盖天地的气度和胸襟的价值渊源；也是培育中国农民那种坚韧强毅的性格和素质的精神财富。前者的主体是政权化的儒家，后者的主体是以人文理想转化政权的儒家，两者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后者代表了儒家之道的自觉反省，主动地批判地创造人文价值的真精神。儒家传统和儒教中国既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又不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系统。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悲惨命运是由儒教中国所导致的文化全面政治化和政治过程的一体化的必然恶果。因而，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坏的客观条件下表现出最好的人性光辉；具有可贵的抗议精神——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儒家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内在。因此，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又不是现实政权势力的一个环节，它有着相当深刻的批判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圣王’的思想。从圣到王是儒学的真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在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外，儒家还具有强烈的宗教情怀。我认为，不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当强烈的宗教情操。儒家基本上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是一种人文主义，但是，这种人文主义既不排斥超越的层面‘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种涵盖性比较大的人文主义儒家的性命天道虽不代表一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却含有浓厚的宗教意义。不过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上。
儒学传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而且是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内在资源。我们应真正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和西方比较杰出的思想家进行公平的对话。所谓真正的立场是在儒家具有超越意义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儒家的终极关怀是自我转化。
多元的轴心文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
杜维明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决不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亨氏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是站在一种狭隘的政治学立场上，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一些人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尽管文明冲突论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且这种思想还在发展，但今后它的影响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它的理据有问题。我们认为，冲突不一定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一个文明体系的内部，同样会有冲突。当今世界，很多民族都面临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之间的冲突、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价值的沦落之间的冲突，等等。这类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很多文明体系中都存在着这类冲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
20世纪40年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大约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极其辉煌的轴心时代：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都形成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产生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以及犹太教的先知等一批代表当时人类文化精华的伟大哲人。以色列的犹太教、希腊的哲学、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等，是当时人类文明的几大精神支柱。这些不同的文明体系相互沟通，共同构成了世界文化的第一次轴心时代。这几大文明体系，也就成了代表人类一文明的几个主要精神传统，体现了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沟通的重要意义。杜维明说，我们面临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