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中国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
作者：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蒋效妹（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朱泓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4期
导 读：
2023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在重访经典理论、深研人机关系、探求社会包容、创新风险治理、理解平台社会，以及提升媒体融合和国际传播领域的知识生产能力等方面产出了众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传播学的开放性、包容性、自反性特征得到彰显。
本报告考察和梳理了新闻传播学CSSCI（含扩展版）期刊和其他专业类期刊，并适当拓展至社科综合类期刊，归纳出2023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十个重点议题，凸显出学术共同体在回应政策热点、追踪史论传统、拆解技术变迁以及探寻媒介与社会变革复杂性过程中的理论主体性。
这十个议题分别是：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传播史论的回溯与对经典概念的捕捉；智媒技术冲击下传播研究的回应；多元社群和不同代际的“数字包容”；平台社会的风险、失序与治理；基于平台媒体应用的数字文化；媒介基础设施视域下的空间重组与关系重构；文明交流互鉴范式下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媒体融合十年的回顾与反思；数字出版研究的多维度展开。
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评估中国国际学术影响力是本年度中国传播学者较多回应的时代命题。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胡正荣、樊子塽提出，新闻传播学应承担推介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历史使命。[1]王润泽、赵泽瑄认为，新闻传播学科要从真正来自实践的问题域出发，构建新的知识领域，并进行重心的重新布置和偏移，提高在世界学科领域里的知识贡献度和显示度。[2]张树庭认为，坚持守正创新，扎根中国大地，面向全球视野，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不竭源泉。[3]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与发展方向，邓绍根、游丹怡倡导让新闻传播事业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4]
就学科建设自主性而言，廖圣清等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创造水平不断攀升，但学科自主性仍需提高，需推动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的规范发展。[5]沙垚、李彬认为，应该打破“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二元框架，探寻本土化传播学研究路径。[6]黄典林、安柯宣认为，强调实践对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地位，可以凸显知识体系的本土性与特殊性面向，其终极旨趣应在于建立一套超越本土实践和地方性知识且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知识体系。[7]涂凌波、王子薇提出，应迈向一种新的媒介与发展传播类型学，为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的参照。[8]支庭荣、张入迁归纳出五点建构进路：扎根本土研究，实现学科主体性；追踪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和应用，确立知识体系的领先度；深耕应用前沿，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紧密嵌合；提升跨学科能力，拓展学科边界；加强国际对话，在话语竞争中获得制高点。[9]张涛甫、姜华指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认识到自身是有关“人”“事”“社会”的学术研究，必须超越学科畛域，回归对中国“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综合考察。[10]胡百精认为这是一场普遍、深度的“学术自觉”，旨在通过自主的知识生产、理论创新及其系统化，成就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自主性。[11]韦路、秦林瑜将国际学术话语权界定为学术话语主体在国际学术场域所拥有的生产力、影响力、领导力和传播力的统一体，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国际学术生产力上获得大幅提升，但在其他三力上仍然相对弱小。[12]
传播思想的回溯与对经典概念的捕捉
传播思想方面，杜骏飞借“普遍联结”重新定义了数字交往的价值理性，即在“盖娅”的尺度上寻求团结，他回看施拉姆的预言，指出传播学应致力于建设具有生态性、价值理性、超工具性的普遍联结。[13]丹娜·巴吾尔江、苏婧回溯20世纪初美国传播研究史前史，对“批判的宣传分析”诞生的背景、发展的脉络及其与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勾连进行梳理与再叙述。[14]胡翼青、王沐之归纳出美国传播学存在传播政策研究大行其道，理论化停滞不前、研究方法多点开花，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两大跨学科视角双轮驱动，批判理论美国化并日渐衰落等特征。[15]胡易容聚焦约翰·费斯克的“意义交换”路径，提出传播意义实现的三个基础层次，即媒介、信息与符号。[16]在计算逻辑崛起的背景下，周葆华等基于对2000—2020年代表性传播学国际期刊的分析，梳理了计算舆论研究在题材、理念、研究设计和方法方面的特征，并提出了未来研究建议。[17]
学者们对经典理论与概念进行了“捕捉”。刘海龙、秦艺丹重返默顿“中层理论”，放置于彼时美国的知识语境中可以发现其充满诸多模糊性。[18]胡翼青、姚文苑强调了“框架”的背景性，提出“框架”是一种整体性隐喻，社会行动只有在“框架”及动态的情境中才能够被理解。[19]吴璟薇、毛万熙将西方现代技术哲学家卡普的“器官投射说”纳入人与技术关系这一经典议题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历史中，从技术本体、作为认识论工具的技术、作为文化技艺的技术实践三个层面，点明其超越麦克卢汉媒介延伸论的理论意义。[20]巢乃鹏、韩少卿比较了创新扩散和议程设置两个理论的跨学科扩散特征，得出前者作为多源性理论具有明显的层级效应，而后者作为单源性理论呈现出单一层级性的扩散模式。[21]胡泳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李杜之辩”，指出李普曼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未消失，而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22]李岩、郑红红则指出，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媒介环境学”“技术”观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过程中呈现出相似性：“误读—接受”与“抵抗—修正”，其原因在于“构成论”与“反映论”的不同。[23]董晨宇、丁依然探究鲍曼“共同体”思想，思考对当下媒介社会中工作共同体嬗变的解释力。[24]徐迪、李晓川重新审视了卢克斯“三维权力观”，探究权力如何具体投射于经验世界，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媒介环境不断演化。[25]卞冬磊提出应将“空间”的实体性和虚拟性相结合，才能理解人类交流经验的完整性。[26]贾牧迪发现驯化理论形成“国际新闻驯化”和“媒介技术驯化”两大路线，应警惕该理论被“经典化”进而失去创新力。[27]田娇、黄合水提出应关注中国语境和信息时代中的“家庭沟通模式”，推动家庭传播研究。[28]徐偲骕、曹钺反思国内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生产瓶颈，指出重复生产和论证常识的现象突出，研究陷入阐释危机和知识生产瓶颈。[29]薛毅帆、曹培鑫提出从“television”到“电视”的翻译逻辑是一种继承性创造，科学共同体通过参与大众媒介传播，积极将这一专业概念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内。[30]
此外，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史和近代中国革命史中的传播活动进行考察。王皓然、谢清果发现，中国的传统制图活动从巫术传统中产生，一直被兼作为权力关系的象征和在科层实践中生产权威的政治工具，表现出鲜明区别于西方制图学的“具身”特点。[31]与西方注重竞争、程序与逻辑的辩论观念相比，潘祥辉、伍栋阳指出，中国古代的辩论观念更加注重辩论之于社会的“治理功能”。[32]郭小良、张楠考察了延安时期的读报组，认为其传承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此前读报组群众性的实践范式，在深化党性与群众性中实践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反映群众的新闻宣传内在逻辑。[33]余玉、黄茹月回顾历史，认为中央苏区墙报以苏联墙报为基础朝着中国化、大众化发展，在苏区初步走向制度化、组织化、规范化，为延安时期兴办墙报奠定了基础。[34]朱至刚以“县”为尺度，聚焦于彼时广播这一“新”媒介的使用成本，勾勒复原出收音机在近代中国基层极其不平等的空间分布。[35]
智能媒体技术的“刺激—回应”
ChatGPT等智媒技术的出现使传播学研究面临新一轮认知挑战。邓建国提出ChatGPT具有“延伸的心灵”和“对话的撒播”的矛盾性，与ChatGPT的互动中人类将会对“何为人性和创造性”有更深的认识。[36]冯建华也强调了在交流易得的环境中需要培植数字交往的公共伦理，重塑新技术时代的心灵秩序。[37]张洪忠、王競一认为挑战主要体现在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三个方面。[38]李金铨、邱林川等学者与ChatGPT展开一场独特的学术对谈，涉及学科发展、跨学科合作以及人工智能对传播学的挑战和边界等。[39]黄旦认为，ChatGPT的数字复制属于其内在的操作程序，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构成之要素，人类告别了机械复制的“展示”，“阅读脑”将变成“数字脑”，新的即兴的演示或展演的文明已经来临。[40]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的角度，刘海龙、连晓东将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性人工智能定义为“新常人”，它们代表着一种知识渊博的认知平庸者。[41]私域与公域的边界深度消融，吴飞、傅正科提出“数字共通”的新假设，这一假设将社会看成由流动、活跃、异质的行动者网络构成的动态联通体，是各种权力围绕公共利益争夺可见性与话语权的舆论场。[42]胡翼青、胡欣阅认为ChatGPT等成为数字化的语言基础设施，其广泛使用将导致人类生活在标准化语言的注视之中，以及基础设施媒介将从背景走向前景。[43]
生成式AI同时也在重构信息秩序。喻国明、李钒认为生成式AI一方面正在重构社会要素、关系规则和现实场景，即实现信息分发模式、认知范式和人际关系迭代，另一方面，也在孕育可对话社会并构建负责任AI。[44]闫桥、陈昌凤等认为，作为AI核心技术的“算法”已成为技术催生的奇点，“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思维不得不改变，传播主体、交流关系需要被重新界定，人机共生的信息伦理需要被建构。[45]在技术推动下，彭兰提出，智能机器参与甚至主导的内容生产扩展到多个领域，将影响人们对公共信息环境的认知、人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行为。[46]周葆华以“或然率资料库”理解ChatGPT带来的人类知识生产，即由一种固定、确定、线性的知识媒介转向复杂、不确定、多变的知识媒介，获取的不再是特定的本质性知识而是大型技术系统中知识发现的或然率。[47]赵如涵提出，ChatGPT将数字信息转化成知识，实现了人类知识的“外化”与知识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重塑。[48]高奇琦担忧，这样一种通用大模型会对传统政治秩序造成两种困境：一种是“必须监管，但又不能监管”的约束困境，另一种则是与“政治秩序需要高度确定性”完全相反的不确定性困境。[49]方师师、唐巧盈对ChatGPT生成的错误内容进行了类型学分类，分为事实错误、逻辑错误、推理错误、编程错误、文本输出、过度拟合、综合问题7大类别。[50]曾润喜、秦维进一步提出，AIGC生成和传播的“漏斗模式”可能扩大用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操控和偏见，制造民意分歧和政治腹语，激化人机关系悖论等认知风险。[51]刘永谋、王春丽认为，面对科技创新带来的“AI新无知之幕”，或许“技术控制的选择论”视野能强调人的主导性作用，从制度、伦理、技术等层面干预、引导与控制机器的发展。[52]赵立兵则认为应从负责任创新、道德化连结、应用性建构推进人机传播技术伦理规约体系建设。[53]
多元社群与不同代际的“数字包容”
聚焦不同群体和代际间的“数字不平等”与“数字包容”。就性别视角而言，朱琳、袁艳考察“智伴爸爸”研发工程师的性别气质，指出所谓“男性化的AI技术”并不会让男性技术精英自然而然地完成支配地位的延续和巩固，男性气质调整也为机器人的“性别协商”提供了一定的机会。[54]雷紫雯、刘战伟考察生育App如何赋权用户自我认知、生成技术权力，认为生育App促使用户主动认知、自主选择和能动协商，进而生成认知主体性、决策主体性和阐释主体性。[55]就残障人士的媒介使用，李彪等提出视障者数字媒介可及性较高，但服务可及性及技术可及性仍需加强。[56]杨柳、林仲轩借助使用与满足理论的MAIN模式，回归数据显示智能媒介对视障人群是一把“双刃剑”，而这种影响是因“需”而异的。[57]谢卓潇分析了视障者在城市中遭遇网络化的身份追踪和管理、视窗化操作的具身界面交互和界面化空间移动的感官适应问题，讨论了网络化城市中技术复杂化的“不/可见性政治”。[58]
儿童与青少年方面，基于依恋理论及其拓展概念媒介依恋，金恒江、刘圆圆发现，社会临场感（心理参与、共在意识、亲密关系感知）和情绪响应（愉悦度、唤醒度）对青少年的移动短视频依恋产生积极促进影响。[59]甘雨梅则关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远程抚育问题，展现了远程媒介化抚育是“远程代际合作”过程。[60]
老年群体方面，贾煜等以“困在手机里”为隐喻，从视频应用依赖、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代际关系等方面分析了老年人网络成瘾的原因。[61]赵红艳、王丹蕾认为自我需求满足与数字获得感、同龄群体效应、重新角色定位是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动因，推动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根本在于建设适老型社会。[62]潘曙雅等深描了在信息识别领域里中老年人表现出的三类不同画像：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综合分析者，并尝试对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提出建议。[63]李春雷、柯高雅认为数字技术对现代家庭关系的改变，以及媒体信息输入机制的变化会激发留守老年人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留守老年人面对数字系统中的意义建构困境，在数字变革过程有着主体性的回应，并产生数字抵抗心理进行自我建构。[64]刘国强、吴玉婷发现当下媒体中关于老年群体ICT使用的报道，事实上通过不同类型的隐喻建构了老年群体的数字弱者形象和ICT技术迷思，反映出当下社会、政治、文化中本质主义老年观和积极老龄观的矛盾。[65]周裕琼、叶哲佑则发现网络舆论与公共政策之间良性互动，推动老龄化议题从家事变成了国事。[66]
平台社会的风险、失序与治理
平台社会依然是传播学知识生产的重要语境，但更关注风险与治理问题。就风险形态而言，隋岩、姜楠认为，非线性传播与共同性在场使因与果时常置于不确定甚至倒置状态，增强了社会风险，需要依托平台有效推进“媒介化治理”。[67]陈守湖、马堉金提出平台社会生成的新的日常经验和感知结构，以及技术控制与社交聚合催生的平台权力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党管媒体需要兼顾意识形态安全和介入基础设施运行。[68]陈龙、经羽伦指明平台算法持续影响着公共空间和舆论生态，其所建构的公共性存在三重困境：算法价值设定的经济利益导向、作为数据痕迹生成的平台集体，以及个性化推荐算法和集体化热点算法是一对相互矛盾的算法信息导控机制。[69]杨洸、邹艳雪聚焦情感的群体极化现象，认为基于身份动机的帖子往往会在在线社交网络中获得更高参与度。[70]刘紫川等关注青年网暴者的“按键”伤人现象，发现教育程度低、账号价值低的青年网民更容易表现出网暴倾向。[71]郭羽等以日本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为案例，以社会风险放大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关于风险事件感知与媒介扩散的模型。[72]卜玉梅、周志家进一步对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进行了考辨、批评与重构，就放大的对象、判别风险放大的表征、专家风险评估的地位等问题进行重新阐释。[73]胡泳、马爱芳则以波兰尼双重运动理论为基础，从社会治理、信息内容治理和法律治理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造成的治理困境。[74]另外，梁珈绮、黄怡宁提及的数字垃圾及其引发的数字污染、数字监视、社会失序等问题，也需要得到高度关注。[75]
就治理模式和进程而言，罗昕、许嘉馨认为中美欧的网络平台治理都大致经历了信息治理、市场治理、生态治理的变迁阶段，但具体的制度安排存在显著差异。[76]刘金河、崔保国提出面对互联网全球“脱联”困境和治理失灵带来的分离主义难题，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范式创新需要以价值观作为核心变量。[77]李春雷、申占科聚焦“媒介化治理”的范式转型，提出权威机构优化情绪治理、媒介平台建构集体信仰、社会公众践行理性行为的三维框架。[78]陈阳、李宛真认为，主流媒体应实现与“流量”共处，打造权威平台、服务公众需求，进而完成平台流量转化。[79]张志安、冉桢提出了“发展实用主义”这一中国互联网政策变迁与平台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核心理念。[80]史金铭、汤景泰认为网络自组织的逻辑为集体性话语协同和分布式组织行动，进而形成临时性的“合作共同体”。[81]
就治理的多元主体及动态关系而言，闫岩等考察了新冠疫情早期武汉某小区业主微信群的自组织行动，发现特点是参与者角色的动态分化和多中心差序结构。[82]黄骏、张昱辰借助武汉城市留言板，考察了“响应式协商”在中国地方网络公共空间中运作的一致性与异质性。[83]基于“问政湖南”平台随机数据，曹艳辉发现公众诉求聚焦于业主维权、三农问题等，诉求活跃度受地理因素影响，诉求高频词显示公众将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的能力、政治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对政府内部管辖职权的认知模糊。[84]张放、甘浩辰则对政务社交媒体拟人化互动中的感知人格类型效果进行研究，总结出最优感知的人格组合，为未来的政务社交媒体建设提供新的参考。[85]聚焦乡村直播，徐婷婷认为逐利的小资本需要外部组织规训，形成“地方政府+在地组织+民间社会”的团结模式，进而塑造了良性的地方社会直播文化秩序。[86]
基于平台媒体应用的数字文化
平台媒体的传播方式影响数字文化生产的走向。马烨以腾讯“谷雨奖”和“真实故事计划”非虚构写作大赛的获奖作品为例，勾勒出数字媒体平台上非虚构写作的叙事模式、写作风格及创作边界的演变发展方向。[87]喻国明、牛星慧构建出大V营销传播的金字塔模型，包含共同体、说服和注意三个层次，依次对应鲍曼对后现代社会和睦的人际关系的三种划分：相伴、相处和相依。[88]黄月琴、黄宪成则观察网络平台中“明星—粉丝”参与公益传播的现象，发现粉丝群体积极利用“时机”，搭建与弱势群体议题的数据关系形成“时空套利”策略，这一过程甚至将促使数据殖民链从粉丝层面延伸到社会弱势群体层面。[89]陈世华、余思乔认为网络打卡是视觉文化消费和参与式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种赛博化的空间记忆。[90]而王昀、王艳华将用户的截屏实践视作线上痕迹的档案化，提升着个体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91]刘沫潇、伊迪丝·詹妮弗·希尔提出滤镜化生存具有自我呈现、情绪表达、社会交往的功能，代表了具有“劝诱”特征的媒介可供性。[92]何天平提出以“界面连接”取代“文本构造”构成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再造新闻叙事结构的核心线索。[93]
就具体应用而言，毛天婵、闻宇对腾讯游戏进行平台历史研究，认为自营游戏是近十年来腾讯平台基础设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连接能力、IP积累和云技术孵化等维度将腾讯塑造为技术联通与数字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94]郭峥、张涛甫发现B站赋予赛博空间“温度”，实现从空间到“地方”的转换，“二次元”文化爱好者“圈地自萌”，用户日常化的交往实践为其投射意义与价值。[95]面对同化规训和劳动控制网络，王炎龙、王子木探讨了小红书平台读书博主媒介化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以及欲望升级、欲望降级、情感代偿和个体脱嵌四种差异化主体策略。[96]孙萍等发现线上交友平台形塑了一个碎片的、流动的、公共展演式的媒介景观，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个体对于亲密关系的自我认知和性别化想象，提出“中介化爱情”这一概念。[97]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吕鹏、葛孝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强调平台的可供性可以作为文化多元空间内的治理落点。[98]董天策、何璇则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认为反消费主义文化体现出部分青年群体的反身性、主体性觉醒等现实境况。[99]何威、陈菲尔聚焦数字艺术劳动，分析其劳动过程、工作困境及应对策略，解构了高薪、商品拜物教、爱与艺术家这三重迷思。[100]常江、狄丰琳提出需要突破旨在强化社会区隔的“审美茧房”，重建数字时代的文化公共性。[101]
媒介基础设施视域下的空间重组与关系重构
传播学领域的“基础设施转向”正在走向更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分析。金圣钧等在计算机辅助下发现媒介漫游者在网红城市影像生产中隐喻着城市禀赋与媒介化“想象地理”构筑的空间想象、以“从去现实到超现实”为特征的时间想象和以“奇观化的跨阶级旅行”为特征的社会想象。[102]文远竹、沈亚圆关注作为媒介的中国古代驿壁，勾勒“媒介—人—地理”的互动与重合。[103]胡泳、张文杰以“高精地图”为引子，从技术政治视角考察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的权力关系运作特征。[104]张华关注到城市中的微小建筑——报刊亭不仅嵌入城市的商品流通网络、新闻信息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而且重构了这三重网络。[105]金庚星通过将1930年代上海“电话购货”中的“电话”概念化为一套由“电话交换区”“电话销货指南”和“电话购货部”组合而成的都市媒介基础设施，阐释了电话在物质、符号与组织面向上如何技术性地嵌入经济交往并重组都市空间。[106]贾文斌、张磊提出寻址5G基站构成了基础设施的“分析时刻”，需要实现“图形—背景”的转换，探索当代基础设施实践所体现的文化逻辑。[107]
数字媒介与物理空间的接合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重构。姬德强、蒋效妹认为，随着数字化对城市空间的重构，一个“数之城”的新形态正在浮现，需要在理念和经验之间探寻平台城市主义的呈现方式。[108]孙信茹、张露予分析社区媒介如何有效整合进社区体系，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109]向青平提出“乡村网络微观公共领域”概念：国家与乡村社会沟通互动模式是透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脉络，有助于回应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化，也有助于反思数字化时代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110]杨家明、景宜将空间媒介概念化为一种由物质基础设施和组织性条件构成的“媒介行为”，认为空间媒介本质上是在动态网络之中生成和展开的实践形态，深刻形塑了生活世界的“传播地理”。[111]
“数字游民”概念开始兴起，指向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姚建华、杨涵庚发现西方学界对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核心议题的探究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12]徐琳岚、文春英认为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技术中介主动从高度组织化环境中剥离，以获取自我时间的回归，数字游民成为场景化存在的个体，其身份处于“地域人”与“区域人”的动态切换过程。[113]远程数字劳动的去空间化和劳动个体化促成了数字游民这一流动群体的诞生，但数字游民们也在持续生产诸多可供聚集的社会空间，王喆等指出，正是这些社会空间，像媒介一般承载和凸显了这一群体的可见性及认同感。[114]
文明交流互鉴范式下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愿景驱动着本年度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愈发重视树立“文明交流互鉴”意识。邵培仁、陈江柳认为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成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15]黄俊铭指出，国际传播研究要以“居间”（inter-）范畴描述“跨国的相互中介状况”。[116]姜飞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从国际传播理念设定、策略选择和内容规划方面寻求突破。[117]单波、叶琼回顾和反思了世界公民交往理念，提出其“未思之处”在于在理解他人之前首先得理解自己、边界与整体是相辅相成的、道德自我是在交往实践中发展的、世界公民的交往理念包含一种建构的交往理性。[118]常江等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奉行的是“和合”元话语并主张维系一个动态均衡的世界体系。[119]李琳熙深挖了汉语词汇“工合”（工业合作社简称）到美国Gung-ho的跨语境流变，提出需要结合欧美社会跨文化传播模式的变化理解意义不断“延伸迁移”的过程。[120]赵永华、赵家琦期待构筑“概念生产—语篇联结—情景修辞”的中国对外话语整体性逻辑。[121]
“一带一路”十周年是重要的时代语境。柯小俊、李诗乐通过构建“基础设施纪念碑”框架，揭示了全球南方和北方的主流报纸如何通过不同的技术政治叙事，对基础设施的技术想象进行挪用。[122]钟新等聚焦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贡献全球治理，沿线国家媒体更注重报道“一带一路”对全球南方等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授人以渔”的知识技能共享，以及“一带一路”高质量精细化的发展转变。[123]虞鑫、王刚基于对“一带一路”倡议突破依附体系结构的分析，提出应在意识形态共识、信息主权掌握、传播网络互动三方面协同发力，进而重构以“共同世界”为旨归的国际传播秩序。[124]胡悦、赵梓涵发现，中方多元倡议者通过积极发声建构“一带一路”的意义内核与逻辑系统，在国际议程设置方面取得显著效果。[125]史安斌、朱泓宇发现，全球南方媒体通过构建“替代性叙事”积极汇入全球发展大变局，形成当代国际传播的“地方知识”，推动国际传播叙事的“南方转向”。[126]姬德强、闫伯维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五通”的合作互利与“中和”的尊重共赢，团结了“全球南方”的发展动能，为21世纪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建提供从理念规范到基础设施再到实践策略的系统化支撑。[127]
针对未来，高金萍认为应加强“一国一策”精准化、理念日常生活化、叙事话语国际化、传播手段柔化、多元主体发声共奏传播复调，推动全球公众了解并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128]任孟山提出，应关注知识生产层面“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竞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129]杜健提出应关注新闻信在提升国际传播分众化、精准化水平中的特殊作用。[130]在数字传播语境下，周庆安、朱虹旭提出，伴随时空观念的压缩重组，全球数字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流变使得经典的想象共同体再难以复制。[131]何天平、蒋贤成认为在数字平台介入下，全球影视产业的流媒体转型正在发生，并从传统的中心国家主导模式，转向兼容不同国家文化特点、不同媒介平台属性的数字全球在地化模式。[132]
媒体融合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围绕媒体融合十周年，回顾历程、评估成效、提炼经验成为学术焦点。张垒、王妍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提出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系列实践探索，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建设领域的鲜活样本与各类媒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与实践紧密互动的结果。[133]朱春阳、刘波洋认为媒体融合政策趋势是稳步推进、节点效应、技术导向、主体明确、上下博弈与合作，未来则需要分类改革。[134]黄楚新提出，中国媒体融合逐渐从单点突破发展到系统攻坚的建设阶段，融合发展的深度与精度被提升到新高度。[135]周勇、毛逸认为政务新媒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渠道，是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136]李彪认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与传媒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社会个体关系重构、业态融通和中国式现代化支撑的三大价值功能。[137]顾烨烨、方兴东提出，着眼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逻辑是主导中国媒体融合进程重要的内在逻辑。[138]
媒体融合成效评估不断深化。强月新、胡阳基于平台环境，建构了用户感知的新型主流媒体公信力评估指标体系。[139]曾祥敏、杨丽萍发现媒体融合的两个结合，即系统、分层推进与实际发展的创新相结合，标准化规范与差异化创新相结合。[140]作为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袁鸣徽认为构建宣传整体的国家意志、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绩竞争、上级主流媒体的稿源和经济需求，共同促成县级政府和融媒体中心以传统媒体平台“对上通联”为重心的新闻宣传需求，扩展了主流媒体政务宣传服务的市场空间。[141]田维钢、刘倩则倡导要深入探索跨界融合的战略模式、主动对接适应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大业助力。[142]
媒体融合如何实现“人”的融合成为重点。邹欣发现社交平台中主流媒体新闻从业人员生产行为模式的核心关切是建构“意义共同体”。[143]孙新归纳出新闻职业角色观念变迁体现总体变迁中的开放性、社交新闻阶段的协作性、智能新闻阶段的共生性的“数字性”时代特征。[144]张静聚焦推动媒体融合战略成功实施的媒体人，构建出“组织学习”“变革承诺”“媒体人转型”的递进式假设模型。[145]陈炜漫、李红涛考察了新闻从业者对极端批评的界定、阐释与应对，以呈现其构想的新闻业—受众关系的特定面向。[146]
此外，围绕日渐深化的技术逻辑，张寅审视点击量与新闻业的关系，发现传统新闻机构通过虚构自家平台的点击量、“改造”式地解读点击量来获得数字政绩，但从媒体数字变革的角度而言，这些方法只是“饮鸩止渴”。[147]王家东基于人类学田野调查，探究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基础设施问题，以揭开技术迷思的黑箱。[148]
数字出版研究的多维度展开
数字出版是传播研究与出版研究的知识共创领域。就数字出版的知识、价值与权力生产而言，田璐嘉、孙晓翠发现有声读物在知识链层面通过雇佣、管理、存储和消费实现知识积累，并在经济、媒介、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实现知识与价值的统筹。[149]杜方伟、张新新提出数字出版话语权是话语主体通过一定的媒介向受众传播内容所形成的影响力和地位。[150]与之相呼应，姚建华等揭示了数字出版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流量逻辑，数字出版平台不断追求市场效益和商业化垄断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导致数字出版产业中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失衡。[151]
就AI出版而言，AIGC技术及其应用改变出版的内容生产范式和内容供给模式，在创新推动出版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与问题，方卿、丁靖佳认为出版学需重点关注AIGC的权利归属、侵权、权益保障等著作权问题，技术伦理和学术伦理失范等伦理问题。[152]贾鹏民谈及AI文学创作物的版权问题，认为应将其视为“有限作品”，建构多元化的权利主体结构，提高作品认定标准，规范其传播方式、传播范围，从而维护健康的数字出版市场环境。[153]胡易容则在出版复杂系统视野下，分析了出版史中媒介系统、符号系统和由人作为主体构成的运行系统的创新机制，认为当今数字出版迭代正在加速从“媒介效率”转向“符号创造”。[154]
就平台媒介、数智技术和“出版物走出去”而言，司思立足当下音乐版权政策和版权环境，阐述中国在线音乐平台的版权运营现状及主要特征。[155]谭雪芳引入NFT加密技术，对数字出版的NFT化进行了技术批判分析，表明在这一火热的市场之下潜藏着新的版权风险和金融风险。[156]季丽莉等提出了我国科技期刊如何借助元宇宙理念和技术实现阅读趋势的变革。[157]屈高翔、梅雨浓则关注到网络文学平台通过资本积累及出版生产要素的整合与连接，成为网文出海网络的核心行动者，形塑了当下的网文出海生态。[158]
结 语
综观2023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十大议题，在延续经典理论脉络、探求前沿交叉问题方面，主要面临内部和外部的两大变量：一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诉求，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要求传播学者将内外视野打通，将历史与未来互融，加快思考本土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脉络、观念根基、实践表征与制度体系；二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与平台社会变迁不断融合，催生了更为复杂且流动的传播实践，亟须从技术应用、社会关系、伦理规范、文化生态、治理模式等维度拓展研究场域，回应日渐增长的理论阐释需求。
从上述研究成果还可以看出，相当多学者已摈弃传统的“西方理论+本土经验”的“验证/修补”模式，要么选择深访理论诞生的知识语境，发掘其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同时强调理论旅行中的生成和损耗；要么从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史或近代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传播活动汲取理论资源，突出具有中华文明意蕴的媒介元素，这或许也代表了未来传播学科自主创新的方向。
在深度数智化的时代，国际传播、数字出版、媒体融合、城市传播等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重点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总体性社会事实进行综合把握，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都纳入考量，构成更加系统、完善、高效的数字协同治理机制，以更科学、更精深、更负责的传播研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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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姬德强,蒋效妹,朱泓宇.中国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3[J].青年记者,2023(24):15-23.
